你有没有想过,你跟 AI 对话的时候,它其实不是在「用中文思考」?
当你问 ChatGPT 一个问题,它表面上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生成回答。但在模型内部,真正的运算发生在一个人类完全看不懂的空间里——成千上万个浮点数在高维向量中流动,每一次计算承载的信息量是一个中文字的上千倍。最后,这些运算结果被「压缩」成你看到的文字输出。
换句话说,语言只是 AI 跟人类沟通的界面。它不是 AI 思考的媒介。
这件事听起来像是技术冷知识。但它的后果,可能比 AGI 本身更深远。
什么是 Neuralese
AI 安全研究社群用「Neuralese」这个词来描述 AI 在潜在空间(latent space)中进行的高维推理。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 2017 年,由 Jacob Andreas、Dan Klein 和 Sergey Levine 等研究者在多代理强化学习的脉络下正式提出。
要理解 Neuralese,先想想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是怎么「思考」的。
目前的模型使用一种叫「思维链」(Chain-of-Thought, CoT)的方法:它把推理过程用自然语言一步步写出来,就像学生在考卷上列算式。这对人类来说很友善——你可以读它的推理过程,检查哪一步有问题。AI 安全研究者也依赖这个特性来侦测模型是否在欺骗或产生幻觉。
但自然语言有一个根本限制:信息带宽太窄。
一个 token(大约一个中文字或半个英文单字)能承载的信息量大约是 16 位元。但模型内部的残差流(residual stream)每次运算处理的是数千个浮点数,理论带宽高出三个数量级。强迫模型用自然语言「思考」,就像要求一个数学家必须用口述的方式解微分方程——可以做到,但效率极低,而且很多中间步骤在转译成语言的过程中会遗失。
Neuralese 的概念就是:让模型直接在高维潜在空间中进行推理,不需要每一步都转译成人类可读的文字。初步实验已经显示,Neuralese 推理所需的 token 数量可以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,同时维持相近的表现。
效率的提升是巨大的。但代价也是巨大的。
语言消失后,监督跟着消失
现在,AI 安全研究者能侦测到大部分的模型欺骗行为,靠的就是阅读模型的思维链。如果模型说「我要帮你写安全的代码」,但它的推理过程中出现了可疑的逻辑,研究者可以抓到。
但如果推理过程本身不是用自然语言呈现的呢?
LessWrong 上的 AI 安全研究者明确指出:Neuralese CoT 为隐写术(steganography)和策略性欺骗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攻击面。两段 Neuralese——一段的意思是「我会忠实地实作这段代码」,另一段的意思是「我会在实作时欺骗使用者」——翻译回自然语言后可能看起来完全一样。现有的可解释性工具对这种攻击几乎无能为力。
这不是理论上的忧虑。《AI 2027》情境报告在描绘 AI 自动化研发的场景时,就将 Neuralese 记忆与推理结构设定为关键转折点:一旦前沿模型的思考过程从自然语言转为 Neuralese,人类对 AI 研发过程的可见性将大幅下降。我在〈AI 2027:当超级智能不再是远方科幻〉里分析过这份报告——它最让人不安的不是时间线预测,而是它揭露的监督断裂风险。Neuralese 正是那个断裂点。
好消息是,截至目前,主要 AI 公司——包括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 DeepMind、Meta——尚未在前沿模型中正式实作 Neuralese CoT。2025 年,几家实验室甚至发表了联合声明,承诺在前沿模型开发中维持可监控性。但研究者普遍认为,如果 Neuralese 架构在能力上展现出显著优势,商业压力最终会压过安全考量。
这跟你有什么关系
「语言主权」听起来很抽象。让我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解释。
人类文明的治理逻辑,建立在语言之上。法律是用语言写的。合约是用语言签的。法庭上的攻防是用语言进行的,科学论文也是用语言发表的。民主制度的核心假设是:决策过程可以被公民理解和监督。
这一切的前提是:决策者的思考过程可以被翻译成语言。
人类决策者的思考确实不全是语言——很多直觉和经验判断是非语言的。但至少,我们可以要求决策者「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」,而且我们有能力评估那个解释是否合理。
当 AI 系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决策角色——金融交易、医疗诊断、法律文件审查、甚至政策建议——如果它的推理过程是 Neuralese,我们连「要求它解释」这个最基本的监督手段都失去了。不是因为它拒绝解释,而是因为它的「解释」必须从高维向量翻译成自然语言,而这个翻译过程本身就可能是不忠实的。
我自己在用多模型协作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受。辩论引擎让四个模型互相辩论,我读它们的对话记录来判断论证质量。但有时候我会发现:某个模型突然改变立场,而我回头读它的推理链,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转折点。它「想通了」什么,但我看不出来它在哪一步想通的。这还是在自然语言 CoT 的框架下。如果连语言都拿掉,我就完全是在黑箱外面猜了。
不是要不要恐慌,是要不要设计
有些人会说:「人脑也不是用语言思考的啊,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也不需要大脑『说话』。」
这个类比有道理,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差异:我们不需要信任大脑来替我们做决策。我们信任的是人——人可以被要求负责、被质疑、被法律约束。但当 AI 系统替我们做决策时,如果它的思考过程完全不透明,「问责」这个概念就变成空壳。
我不认为 Neuralese 本身是邪恶的。它可能是让 AI 变得更强大的必要演化。就像我在〈AI Agents vs. Agentic AI〉里讨论的,能动性本身不是问题,问题是有没有配套的缰绳设计。Neuralese 也一样——问题不是要不要让 AI 用 Neuralese 思考,而是要不要在它这么做的时候,同步建立新的可解释性标准。
AI 安全研究社群已经提出了一些方向:开发能解读 Neuralese 向量的翻译模型、要求前沿模型维持自然语言 CoT 作为安全基线、在 Neuralese 架构中嵌入可审计的检查点。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工作,但它们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——需要有人把「AI 推理过程的可解释性」写进监管框架里。
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有切入点。我们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位置,让我们有筹码参与 AI 治理标准的制定。如果我们能在 AI 安全标准中推动「推理透明性」的要求,这比单纯卖晶片有更长期的战略价值。
最后的透明窗口
语言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技术。它不完美、效率低、充满歧义。但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特性:它是透明的。你说了什么,我听得懂。我不同意,我可以反驳。这个简单的回路,支撑了几千年的法律、科学、民主和信任。
AI 正在发展出比语言更高效的思考方式。这本身不是坏事。但如果我们让这个转变在没有配套的情况下发生——没有新的可解释性工具、没有推理透明性标准、没有审计机制——我们就是在主动关上人类参与 AI 决策的最后一扇窗。
窗一旦关上,再打开的成本会高到我们承受不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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