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跟一个做零组件的老板吃饭。聊到一半，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：「你觉得我们该不该把大陆的产线收掉？」
我反问他：「你在大陆的毛利率多少？」他说了一个数字。「那你的主要客户在哪里？」他说了几个名字。「你的核心技术有没有被要求技转？」他沉默了一下。
「不是该不该收的问题，」我说，「是你在那个环境里，秩序在增加还是在减少。」
他看着我，一脸困惑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熵：混乱的必然
1944 年，物理学家薛丁格（Erwin Schrödinger）出版了《生命是什么？》。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概念让我想了很多年：生命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它能摄取「负熵」。
熵（Entropy）是物理学里描述混乱程度的概念。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：在一个封闭系统里，熵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也就是说，任何系统如果没有外部能量的输入，都会自然地走向混乱和崩解。
房间不打扫会变乱。代码不维护会腐化。关系不经营会疏远、公司不创新也会衰退。
这全都是熵增。
而生命——包括企业——之所以能持续存在，是因为它们不断从外部摄取秩序（负熵），用来对抗内部的混乱倾向。你吃食物是摄取负熵。你学新东西是摄取负熵。你的公司做创新、建流程、培养人才，都是在摄取负熵。
企业的每一个决策，本质上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：这个决策是在创造秩序，还是在制造混乱？
反熵增史观看中美博弈
把这个框架套到地缘政治上，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图像。
中美博弈的本质不只是经济竞争或政治对抗。用反熵增史观来看，它是两个体系在做不同形式的「熵减工程」——谁能创造更多秩序、谁的系统更稳定、谁能吸引更多外部参与者加入它的秩序网络。
美国体系的特征是什么？制度透明、法律可预测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成熟、供应链分工明确、资本市场规则清楚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「秩序场」。不是说它没有问题——问题很多。但在全球的比较基准上，它目前仍然是「负熵中心」。
中国体系呢？它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秩序——自己的技术标准、自己的支付系统、自己的供应链体系。这个企图心是巨大的。但在转型的过程中，它同时承受着巨大的「熵增压力」：政策不确定性高、法规变动频繁、外资进出规则不透明、技术封锁带来的适应成本。
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——哪个体系「好」或「坏」——我在做的是秩序评估：哪个体系目前在创造秩序，哪个体系目前在承受混乱？
选边秩序，不选边政治
回到那个零组件老板的问题。
我的建议不是「撤出中国」或「留在中国」。这种二元选择太粗糙了。我的建议是用一个更精确的框架来判断：
核心技术——你的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，应该放在制度最稳定的地方。目前来看，这意味着靠拢美日欧体系。不是因为它们「比较好」，是因为它们的法律保护和制度可预测性，是你核心资产的最佳保险。
中国市场——可以参与，但不可过度曝险。保留随时退出的能力。不要把超过一定比例的营收压在单一市场上，尤其是一个法规变动频繁的市场。
生产布局——双基地原则。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供应链去集中化不是政治口号，是风险管理的基本功。我在〈被忽略的文明指标〉里谈过，风险降低跟财富增长一样是文明进步的指标。企业的布局也是同样逻辑。
资本合规——以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为主要参照。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虽然复杂，但相对稳定和可预测。
简单说：靠近秩序的一侧，远离混乱的一端。 不是因为政治立场，是因为秩序就是风险管理。
做一股反熵增的力量
最后想把这个框架从企业拉回个人。
每天你做的每一个决策——合作对象怎么选、时间怎么分配、精力投入在哪里——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这是在创造秩序，还是在消耗能量？
有些合作关系每次互动完你都觉得更有方向。有些合作关系每次互动完你都觉得更混乱。前者是负熵，后者是熵增。
有些工作模式让你越做越有系统感。有些工作模式让你越做越觉得在打地鼠。前者是在建秩序，后者是在消耗秩序。
反熵增的人有一个特质：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变得比较稳定。不是因为他们很厉害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选择都在问：「这让事情变得更有秩序，还是更混乱？」
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选择靠近负熵的世界，不只是企业策略——它是一种生存姿态。
混乱会让人堕落，秩序能让人活得久——而在混乱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，就是你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判断力。
💬 留言讨论
加载中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