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三月的某个早上,我坐在家里的书桌前,笔电打开,屏幕上是一个Google Meet的窗口,里面是我的团队——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,背景各异,有人的猫经过镜头,有人的孩子在远处哭。
前一周,我们还在办公室里开会,讨论第二季的客户提案。再前一周,台湾的确诊数刚开始上升,但大多数人还觉得「应该不会太严重」。
然后,一切都变了。
不是慢慢变的,是一夕之间。航班停了,国境关了,聚会取消了,办公室空了。你昨天还觉得理所当然的生活结构,今天全部蒸发。
我后来才想起齐格蒙特·鲍曼(Zygmunt Bauman)。
这位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在2000年出版了《液态现代性》(Liquid Modernity),提出了一个当时听起来很学术的论点:现代社会的本质是「液态」的。工作是液态的——你的职位随时可能被重组、外包、消失。关系是液态的——社群媒体让连结变得容易,也让断裂变得容易。身份是液态的——你不再被出生地、阶级、职业定义,但你也因此永远在寻找定义。
鲍曼用「液态」对比「固态」的现代性。固态现代性是工业时代的产物——稳定的工作、明确的阶级、可预测的人生轨迹。你进入一家公司,做三十年,退休,领退休金。路径清楚,结构坚固。
但从二十世纪末开始,这些固态结构一个接一个融化了。终身雇用消失了,婚姻不再是唯一的关系形式,国家边界被全球化穿透。鲍曼说,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「新的稳定」,而是进入了一个「永恒的不稳定」。
2000年读到这些,你可能觉得是知识分子的悲观。2020年再读,你会觉得他太客气了。
疫情做的事情,不是打破了一个稳固的世界。
是撕掉了「这个世界很稳固」的错觉。
我当时经营的公司,经验非常具体。疫情前,我们的业务模式有很大一部分依赖面对面的工作坊和现场顾问服务。客户习惯「看到人」才觉得在做事,我们也习惯「到场」才觉得在交付价值。这不只是营运模式,是一整套关于「什么是有效工作」的信念系统。
三月中旬,一切被迫线上化。
第一周是混乱。工作坊搬到Zoom上,客户不习惯,我们也不习惯。互动品质下降,节奏被打乱,有些客户直接暂停了专案,说「等疫情过去再说」。
第二周是焦虑。收入预测开始动摇,原本确认的案子被推迟或取消。团队的人开始问:「这会持续多久?」——没有人有答案。
第三周,某种奇怪的清醒出现了。
我开始意识到,那些「被疫情打断」的东西,本来就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稳固。客户会暂停专案,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合作的承诺本来就是有条件的——条件是「正常状态」,而「正常状态」本身是一个假设,不是一个事实。
我们以为稳固的客户关系,其实是液态的。我们以为稳定的收入来源,其实是液态的。我们以为不会改变的工作方式,其实是液态的。
鲍曼是对的。一切都是液态的。只是平常的温度刚好让它看起来像固态。
但液态不等于脆弱。这是我在疫情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。
水是液态的,但水可以穿过石头。水没有固定的形状,但它可以填满任何容器。液态的本质不是「不稳定」,而是「可适应」。
疫情后期,团队逐渐找到了新的工作节奏。线上工作坊的形式被重新设计——不是把面对面的流程搬到屏幕上,而是为线上环境重新思考互动的逻辑。有些客户反而发现线上的效率更高,省去了交通时间,跨地域协作变得容易。
我自己的写作也在疫情期间找到了新的节奏。被困在家里,少了社交活动的干扰,反而多了思考和输出的时间。这个网站上有些文章的雏形,就是在2020年那段「被迫静止」的时期写下的。
这不是在美化疫情。疫情造成了真实的痛苦、死亡和经济损失,这些不应该被任何正面叙事抵消。
但在承认痛苦的同时,我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:被迫面对液态现实的那段时间,教会了我一些在「固态假象」中永远学不到的东西。
鲍曼在晚年的访谈中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。他说,液态现代性最大的风险不是不稳定本身,而是人们为了逃避不稳定,去抓住任何看起来像是「确定」的东西——民粹主义、极端意识形态、简单的二元叙事。
2020年之后的世界,完美地验证了这个预言。疫情催生了各种阴谋论、反科学运动、政治极化。人们不是不知道世界在变,而是变化带来的焦虑太大了,所以需要一个「简单答案」来安抚自己。
但简单答案从来不是答案。它是另一种固态假象——而且比原来那个更危险,因为它是刻意制造的。
现在是2026年。疫情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退场了。航班恢复了,聚会回来了,办公室又满了。
但我没有回到2019年的状态。我不想回去,也回不去了。
疫情教会我的事情很简单,但很难活出来:接受液态,但不被液态淹没。
不要假装世界是固态的,那是自欺。不要因为世界是液态的就放弃所有努力,那是虚无。而是带着「一切都可能改变」的清醒,去选择那些值得你投入的事情——即使它们也是液态的。
因为液态不代表不值得。花是会凋的,你还是会种花。关系是会变的,你还是会投入关系。工作是会消失的,你还是会认真工作。
差别只在于,你不再假装它们是永恒的。而这份不假装,反而让你对当下更认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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