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;DR — 「科学 vs 信仰」的对立，不是自古就有。那条界线，是十九世纪才逐渐被画出来的。1665 年，皇家学会那一代人把研究自然视为敬拜；Oldenburg 的《哲学会刊》，则点燃了「创作与评判分家」的制度直觉。三百六十一年后，Anthropic 让 AI 接受独立评估者检查，用的其实是同一个古老原则：不凭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凭自己。台湾教会今天面对 AI 神学的争论，不是新问题，而是这场长久对话的续集。

1665 年 3 月 6 日，伦敦。一位名叫 Henry Oldenburg 的德国人，自掏腰包印出了人类史上第一本科学期刊：《哲学会刊》（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）。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顺手发明的，不只是一本期刊，而是一种让「生成」和「评判」分家的机制。

三百六十一年后，Anthropic 把同一道分界内建进了 AI；而在台湾，一些教会正在争论，要不要让 AI 帮忙写讲章。

如果你觉得这三件事没什么关系，那正是我想谈的。因为它们是隔了三个多世纪的同一场对话。

「科学 vs 信仰」的分界线，是十九世纪才画的

先拆掉一个现代人几乎不会质疑的假设。我们习惯把科学和信仰想成两条分开、甚至对立的线。一边是理性、证据、可证伪；另一边是启示、权威、不可见。

这个对立感太自然了。自然到我们谈 AI 的时候，也会自动把它套上去：科技在这边，信仰在那边，中间隔着一条河，两边互相喊话。问题是，这条河沟其实很晚才被挖出来。

「科学家」（scientist）这个字，迟至 1833 年才被创造出来。1665 年那批人不叫科学家，他们称自己为「自然哲学家」（natural philosophers）。

而「科学与宗教彼此冲突」这个框架，史学界有个名字，叫「冲突论」（conflict thesis）。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：Draper 在 1874 年、White 在 1896 年，用两本畅销书把它推广开来。当代科学史家早就不再接受这种简化说法。

这里得解释清楚，不然像在硬拗。Draper 和 White 到底错在哪？他们把两千年的历史，讲成一场宗教打压科学的长期战争。可是后来的科学史家一条一条去查，发现这场「战争」的招牌故事，大半是挑出来、夸大、甚至凭空编的。

最好认的是「中世纪人以为地球是平的」。这根本不是真的。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从古希腊就知道地球是球形；中世纪大学的天文课本，Sacrobosco 的《论球体》（De Sphaera），开卷就在讲这件事；连但丁《神曲》里的宇宙都是圆的。「教会逼大家信地平说」这个故事，是十九世纪才被渲染开来的：Washington Irving 在 1828 年写哥伦布传时把它写得绘声绘影（其实哥伦布跟学者真正争的是地球有多大，不是圆不圆），后来再由 Draper、White 放大成「科学对抗教会」的样板。

伽利略那桩公案也一样，摊开来没那么干净。日心说跟教会当时的圣经解读确实有真正的冲突，1616 年也真的下过禁令，这部分不假。但它远不是「理性对抗迷信」那么干净：伽利略一开始有教会撑腰，教宗乌尔班八世本来还是他的朋友。后来会闹翻，一部分是因为他在《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》里，把教宗的论点交给一个叫「Simplicio」的角色讲（这名字取自古代一位亚里斯多德注释家，却被读成「头脑简单」的双关），教宗觉得自己被影射成傻瓜；再加上反宗教改革的政治气氛、和他自己一路树的敌。

更关键的是反过来的那一面：中世纪教会其实是当时科学最大的金主。欧洲最早那批大学，多半是从教会的座堂学校长出来的；教会为了推算复活节的日期，长期资助天文学。往后看也一样：哥白尼本人是教会的座堂议员，遗传学之父孟德尔是修士，提出大爆炸理论的勒梅特是神父。

而且这是科学史界的共识，不是谁个人在翻案。接替「冲突论」的新取向有个名字，叫「复杂论」（complexity thesis，经 John Hedley Brooke 1991 年的《Science and Religion》整理成经典）。它的意思是：科学跟信仰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场战争，比较像一段时而紧张、时而互相喂养、纠缠了几百年的关系。

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拿来谈 AI 的那把「科学 vs 信仰」的尺，本身就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发明，而且是一个已经被专业史家退货的发明。

你可能会想：可是大家不是都还这样认定吗？对，这正是重点。专业史学界一百年前就把这把尺退回去了，但它在流行文化里卡住，没跟着更新。我们顺手拿「科学 vs 信仰」去量 AI 的时候，用的其实是一件连原厂都召回的过期商品。

那 1665 年的情况是什么？皇家学会（Royal Society）于 1660 年在伦敦的 Gresham College 成立，1662 年取得查理二世的皇家特许状。它的创办人 Robert Boyle、Christopher Wren、John Wilkins 这些人，把研究自然明白地框定为「彰显上帝的荣耀、造福人类」。

Boyle 在遗嘱里捐钱设立一系列讲座，专门用来捍卫基督教。牛顿私底下写了大量神学手稿，据某些估计，字数甚至超过一百万，比他的物理著作还多。

对他们来说，翻开自然这本书，跟翻开圣经一样，都是对上主的敬拜。研究自然不是信仰的对手，它曾经是信仰的一种形式。

1665 年，Oldenburg 发明的到底是什么？

那么，Oldenburg 到底做了什么，值得我们隔三百多年再谈一次？他做的事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是发明了「投稿」。

有人把研究寄给他，他不会直接刊登，而是先送给学会里懂这个题目的成员看过、评估过，再决定要不要登。这个动作，被广泛视为现代科学期刊，以及同行评议（peer review）的雏形。

当然，这不是说 1665 年就有了完整制度化的同行评议。科学史家 Aileen Fyfe 的研究提到，1665 到 1965 年这三百年间，比较像是同行评议的「前史」（prehistory）。真正的制度化，其实晚得多：皇家学会 1752 年才成立论文委员会，1832 年才有正式的书面审稿报告，1896 年才加进分科的专门委员会。

1665 年的 Oldenburg，只是点燃了那个直觉。但那个直觉才是重点，它的意思是：你不能自己当自己的裁判。

皇家学会把这句话铸成了格言，一句拉丁文：Nullius in verba。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，官方翻译是「不轻信任何人的话」（take nobody’s word for it）。这是一种纪律：一个主张要能算数，得先通过作者以外的人检查。连作者自己，都不能只靠自己的信心替它背书。

牛顿亲身上过这堂课。1672 年，他把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投给《哲学会刊》。Robert Hooke 大约一周内就提出批评，还跟他争优先权。年轻的牛顿气坏了。

但那正是这套机制运作的方式：作者负责生成，别人负责评判。真理在两者的张力中被拉扯出来，而不是靠作者一个人的自信就能成立。创作权和评判权，被有意识地分开。这是 1665 年真正重要的发明。

为什么 AI 需要一个「评判者」？

回到 2026 年。看 AI 公司怎么搭建它们的代理系统，会发现它们正在重新发明 Oldenburg。

Anthropic 在工程文件《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》里，描述了一种叫 evaluator-optimizer 的工作流：一个模型负责生成，另一个模型负责评估与反馈，两者形成循环。在多代理系统里，它们还会配置专门的「验证子代理」（verification subagents），任务就是检查别的代理产出的东西对不对。

这就是把创作权和评判权分家。只是这一次，分家的两边都是机器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一个模型很难可靠地判断自己输出的质量。

这里我要比那些兴奋的说法更谨慎一点：这比较像一个方向性的观察，还不是定律。在困难的推理和规划任务上，尤其缺乏外部信号的时候，模型的自我评估确实不太可靠；但在某些任务里，自我一致性之类的方法仍然有用。

顺带一提，把「模型会像人一样高估自己」这件事，也就是所谓达克效应，直接当成 AI 的通则，其实站不太住。有 2026 年的研究发现，Claude 相对于其他模型的共识，反而系统性地低估自己。人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机器的毛病未必长得一样。

撇开这些细节，那个核心直觉跟 1665 年一样：你不能自己当自己唯一的裁判。三百六十一年后，人类把这句话从期刊的审稿制度，一路写进了硅晶片里的代理架构。这条线，从来没有断过。

这不是单纯的工程设计问题。对教会来说，它真正碰到的是一个神学问题：当生成变得容易，判断权该交给谁？

问「AI 会不会取代上帝」，其实问错了问题

当工程师在机器里重建这道分界的同时，台湾的教会也正从另一端碰撞同一场对话。只是很多时候，它可能问错了方向。

打开这几周的基督教媒体，你会看到这种标题：「神学 vs AI」「别让 AI 取代上帝」「AI 会不会取代牧者」。这个框架本身，就是一个稻草人。

「AI 取代上帝」是个范畴错误。上帝不是一种功能，不是一个 AI 有机会顶替的职缺。把一个没有人真的在造、也造不出来的威胁立起来，再把它打倒，是跟影子摔角。

撑起这个稻草人的，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：科技站一边，信仰站另一边，中间隔着一条你死我活的战线。这副骨架，正是这篇文章一开头拆掉的那个：十九世纪把科学和信仰摆成敌人的「冲突论」，换了一件 2026 年的教会袍子。

而二元对立留给人的选项很窄。把 AI 放在敌人的位置，就容易妖魔化它，仿佛它是来抢信徒的假神；把 AI 放在救星的位置，又容易照单全收，仿佛它能替人把福音传完。两种都把一个工具，看得比它该有的还大。

当然，认真的牧者和学者，讲的远比这些标题细致。清大的王道维主张教会要及早介入、把 AI 当工具，甚至从「盼望神学」提出教会该把它用在「共善」上，提升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质量；蒲正宁长老更进一步，说教会可以自己训练专属模型，把圣经注释、讲章、神学教材喂进去，守住信仰讲述的准确；张俊明牧师则提醒，别让会友只依赖 AI 给的属灵资源、不再投入真实群体，掏空了教会的凝聚力。

但再往下看一层，我仍觉得其中有一个共同底色：防守。无论是及早介入、自建模型，还是守护群体，骨子里都把 AI 当成一个外来的、逼近中的对手，而教会的任务是接招。这仍然是二元对立，只是把音量调小了。

1665 年那批人不是这样看自然的。他们不觉得自己在跟自然打仗；研究自然本身，就是敬拜。没有战线，就没有招要接。

有两种声音走出了这个框。一种说：AI 不会取代牧者，真正在变的是信仰的顺序。这等于承认「取代」问错了问题。当一个人习惯先问 AI、再问上帝与弟兄姊妹，危险不在 AI 有多强，在人不知不觉把自己交了出去。

另一种声音不纠缠「AI 是不是威胁」，回头问：人到底凭什么有价值？华福有篇文章从 imago dei，也就是「上帝的形象」切入：人的价值不建立在能力上，而建立在「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」这件事上。这一刀正好切在 AI 进逼得最猛的地方。如果价值等于能力，能力被追上的那天，人就贬值了；imago dei 把价值的地基整个换掉，放到能力搆不着的地方。AI 再强，也动不了那个地基。

这两种声音都回到了那个更古老的问题：那个不能交出去的核心是什么，判断权该留在哪。所以我把这些声音放在一起，听到的不是恐慌，也不是「科技来了，信仰要完了」，是三百多年前那个直觉，在教会里重新发声。

不凭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凭机器之言

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。我有神学训练背景，同时也是每天重度使用 AI 的创业者。我的日常工作流，本身就是一套「生成与评判分家」的系统，也包括我正在写的这一篇。我从来不让同一个 AI 既生成，又评判它自己的东西。我会让不同角色互相审查、彼此挑错，最后再由我拍板。

我在准备这篇文章时，才知道，我每天在做的，其实就是把 Oldenburg 那句拉丁文用在 AI Agent 上：不凭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凭任何一个模型之言，也包括不凭我自己之言。这也是我在「文明与人性」这个主题底下，反复绕回来的一条线。

这让我对教会那场争论，有一个也许不太一样的读法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要不要让 AI 帮忙写讲章？顺着这条线，答案就不是简单的 yes 或 no。你大可以让 AI 生成草稿，帮你查经文、拟结构。不能交出去的是判断：这篇讲章忠不忠于你认识的真理、服不服事眼前这群人。那个判断得留在牧者、群体、和圣经的交融对话里，不能外包给模型。

讲章不是一篇内容产品而已，它也是群体判断自身处境的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，问题不只在「谁来写」，更在「谁来承担这个叙事」。照韩炳哲在《叙事的危机》里的意思来看，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故事，而是故事太多，真正能安顿人的叙事太少。

故事可以吸引注意力，叙事却要承担生命。讲章可以让 AI 协助整理、润色，生成初稿；但信仰不能外包，见证不能代写，牧者也不能把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挣扎交给机器。AI 可以帮你把话说得更清楚，却不能替你相信。它可以生成内容，却不能替一个群体生成共同的记忆、痛苦、盼望与承担。

信息社会里，一切都变成片段：消息、数据、贴文、心得、限动、短视频。信息很快，叙事很慢。信息追求即时，叙事需要沉淀。信息回答「发生了什么」，叙事回答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」。韩炳哲认为，当世界被信息流切碎，人就很难再活在一个有前后、有传承、有共同记忆的时间里。而讲道，正是把破碎的信息和上帝的道，重新收拢成一个稳定的叙事共同体。

我在〈宗教改革的现实脉络〉里写过，1517 年路德的成功，离不开印刷术。印刷术当年也吓坏了教会，因为它打破了教廷对知识复制的垄断。五百年后，我们会说那是一次解放。

同样的结构正在重演。对信仰传递来说，AI 很可能扮演这一代印刷术的角色。它一定会改变传递的方式。问题从来不在于挡不挡得住，而是要问：那个不能被交出去的核心是什么？

1665 年那批人示范过一种态度。面对一个强大的新工具，他们没有把它妖魔化，也没有急着盲目拥抱。他们做的是：先把它放进一个「不凭任何人之言」的检查机制里，再决定信任它多少。

他们对自然这么做。我们今天，也可以对 AI 这么做。把判断权交给一个超越个人自信的检查机制，这件事一点都不减损信仰。它本身，就深深内建在皇家学会创办人的信仰里。他们研究自然，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位设计者。他们不凭己言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那位设计者。

我在〈道成肉身之必要性〉里谈过，AI 的核心缺陷是存有论层次的：它没有身体，没有脆弱，不会死。也许正因如此，人在这场对话里真正该守住的，从来不是「我比机器聪明」这种迟早会被追上的东西。该守住的是另一样：「我知道自己需要被检查」这种谦卑、这种肉身知觉。这是机器可以模仿、却无法真正拥有的姿态。我们与 AI 最大的差异，也许不在聪明，而在脆弱、慈悲，以及在故事中追寻真理的能力。

三百六十一年后的同一个问题

Oldenburg 那本 1665 年自费印出的小册子，和皇家学会那句「不凭任何人之言」，到今天还在问我们同一题。只是这一次，被送去检查的，多了一个新成员：AI。而要不要把最后的判断权交出去、又要交给谁，站在这个位置上的，还是我们自己。

皇家学会没有替我们答完这一题。他们只留下那句拉丁文，和一个到今天都还没过期的直觉：不凭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凭自己。所以最后留下来的，不是「教会要不要使用 AI」这种技术选择，而是教会还记不记得自己相信什么。

我们仍能相信有更超越的存在。面对日月星辰与浩瀚宇宙，我们仍能承认人是渺小的受造，信仰仍能给我们指引。前提是，我们的神学也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：相信圣灵，相信圣而公之教会，相信圣徒相通，相信罪得赦免，相信永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