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我想借皇家学会逐步形成的出版与批判制度,思考今天的 AI 协作与信仰生活。这是跨时代的类比,不能说 1665 年已发明现代同行评议,也不能把不同教会的回应都归成防守。我的问题是:生成内容之后,谁核对,又由谁承担?
作为有神学训练、也重度使用 AI 的人,我很容易同时想到两个场景:一篇研究怎么取得信任,一篇讲章又怎么成为群体可以承担的话。
它们不是同一种工作,判准也不完全相同。但它们都让我警觉,内容流畅、作者笃定,还不足以回答所有问题。
所以我想把几段历史与工程材料放在一起读,保留它们的差异,再说明我的信仰判断。
不先替科学与信仰画好敌我线
我不想先假定科技与信仰只能对抗,也不想反过来说它们向来和谐。若要谈一个历史事件,仍需要看当时的文本、制度、人物与冲突,而不是用一个总故事代替。
因此,这篇不再用「十九世纪发明了对立」概括所有历史,也不把少数信仰者参与研究,当成整个科学制度都是敬拜的证明。
跨域对话的起点,是让不同问题保留自己的判准。
对信仰而言,人的价值与群体如何生活,是我要认真面对的问题;对一个可检验的主张,则仍要提出相应证据。把两者放在同一篇文章,不表示可以互相代答。
1665 年的创刊,不等于现代同行评议已完成
依皇家学会的期刊历史,Henry Oldenburg 于 1665 年创办《哲学会刊》,担任出版者与编辑。学会在 1752 年接手后,采取集体编辑程序;十九世纪又进一步发展较系统的专家评阅。
这是一段逐步形成的制度史,不能缩成 Oldenburg 某一天发明「作者与裁判分家」,也不能倒推他当时已对每份来稿实行今天理解的同行评议。
制度逐步形成的历史,不能压成一次完成的发明。
我想借用的,是让主张接受检查的提醒,而不是宣称今天的 AI 工作流与那本早期期刊,有一条已证明不中断的传承线。
不凭权威,也要说明如何核对
皇家学会的历史说明把格言 Nullius in verba 连到抵抗权威支配、依实验事实核验主张。它不是单凭作者以外的人点头,就把结论变成真理。
这一点让我想到自己使用工具的习惯。我不希望只因为回复看起来专业,或者另一个模型也同意,就停止追问。
多一个评阅者,仍需要有可核对的证据。
两个角色可能看漏同一件事;自我检查也可能找出真正的错误。值得问的,是查了哪些资料、用了什么标准,以及哪些部分仍不确定。
AI 的生成与评估,是一种工作安排
Anthropic 的〈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〉描述 evaluator-optimizer:由一个 LLM 呼叫生成回复,再由另一个呼叫提供评估与回馈。文件也强调适用情境需要清楚的评估标准。
这能作为流程上的参考,却没有规定必须使用不同模型,也不保证不同呼叫的判断彼此独立。我不再把它说成所有模型都无法自评,或把人类的心理效应直接套到机器上。
分开生成与评估,可以安排检查,不能保证检查正确。
在我的工作里,我会让角色先提出发现,再回到来源核对。我的目的不是证明某个模型天生更客观,而是让采纳、修正与执行都有清楚依据。
教会问的,可能是不同层次的问题
要不要让 AI 协助整理讲章、如何核对神学材料、会友会不会把工具当成唯一的陪伴,并不是同一个问题。
有的人重视资料准确,有的人关心群体关系,也有人想探索工具能否帮助沟通与服务。不能只因为他们提出不同限制,就把立场统称为恐慌或防守。具体建议是否合宜,应该看它想处理什么问题,以及实际会带来什么影响。
不同的信仰回应,需要先听清楚它们各自关心什么。
我自己的起点是:工具可以协助整理材料、提出结构、润饰语句;讲述者仍需要核对经文与脉络,确认是否适合眼前的群体,并承担采用后的责任。这是我对牧养工作的理解,不是从 AI 工程测试自动得出的规范。
最后留下的,是我愿意承担的信仰
在我的信仰理解中,人的价值不应以写得多快、记得多少或生成多少内容来排名。我相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,也相信信仰涉及真实群体里的记忆、痛苦、盼望与彼此承担。
AI 可以协助表达,我却不能因为一句话写得更好,就以为自己已经活出了它。我仍需要问,这段话是不是我愿意相信、实践并接受群体检查的话。
我在宗教改革的历史笔记与道成肉身的思考里,也曾追问媒介、身体与信仰的关系。这些类比可以帮助我思考,不代表技术会重演同一段历史,或已用实验证明机器不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经验。
对我而言,愿意接受检查,是信仰实践的一部分。
所以这场科技与信仰的对话,不必先从「谁取代谁」开始。我更想问:哪些内容已有依据,哪些是我的信念,谁会受到影响,而我愿意为什么负责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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