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;DR — 「科學 vs 信仰」的對立，不是自古就有。那條界線，是十九世紀才逐漸被畫出來的。1665 年，皇家學會那一代人把研究自然視為敬拜；Oldenburg 的《哲學會刊》，則點燃了「創作與評判分家」的制度直覺。三百六十一年後，Anthropic 讓 AI 接受獨立評估者檢查，用的其實是同一個古老原則：不憑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憑自己。台灣教會今天面對 AI 神學的爭論，不是新問題，而是這場長久對話的續集。

1665 年 3 月 6 日，倫敦。一位名叫 Henry Oldenburg 的德國人，自掏腰包印出了人類史上第一本科學期刊：《哲學會刊》（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）。他大概沒想到，自己順手發明的，不只是一本期刊，而是一種讓「生成」和「評判」分家的機制。

三百六十一年後，Anthropic 把同一道分界內建進了 AI；而在台灣，一些教會正在爭論，要不要讓 AI 幫忙寫講章。

如果你覺得這三件事沒什麼關係，那正是我想談的。因為它們是隔了三個多世紀的同一場對話。

「科學 vs 信仰」的分界線，是十九世紀才畫的

先拆掉一個現代人幾乎不會質疑的假設。我們習慣把科學和信仰想成兩條分開、甚至對立的線。一邊是理性、證據、可證偽；另一邊是啟示、權威、不可見。

這個對立感太自然了。自然到我們談 AI 的時候，也會自動把它套上去：科技在這邊，信仰在那邊，中間隔著一條河，兩邊互相喊話。問題是，這條河溝其實很晚才被挖出來。

「科學家」（scientist）這個字，遲至 1833 年才被創造出來。1665 年那批人不叫科學家，他們稱自己為「自然哲學家」（natural philosophers）。

而「科學與宗教彼此衝突」這個框架，史學界有個名字，叫「衝突論」（conflict thesis）。它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：Draper 在 1874 年、White 在 1896 年，用兩本暢銷書把它推廣開來。當代科學史家早就不再接受這種簡化說法。

這裡得解釋清楚，不然像在硬拗。Draper 和 White 到底錯在哪？他們把兩千年的歷史，講成一場宗教打壓科學的長期戰爭。可是後來的科學史家一條一條去查，發現這場「戰爭」的招牌故事，大半是挑出來、誇大、甚至憑空編的。

最好認的是「中世紀人以為地球是平的」。這根本不是真的。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從古希臘就知道地球是球形；中世紀大學的天文課本，Sacrobosco 的《論球體》（De Sphaera），開卷就在講這件事；連但丁《神曲》裡的宇宙都是圓的。「教會逼大家信地平說」這個故事，是十九世紀才被渲染開來的：Washington Irving 在 1828 年寫哥倫布傳時把它寫得繪聲繪影（其實哥倫布跟學者真正爭的是地球有多大，不是圓不圓），後來再由 Draper、White 放大成「科學對抗教會」的樣板。

伽利略那樁公案也一樣，攤開來沒那麼乾淨。日心說跟教會當時的聖經解讀確實有真正的衝突，1616 年也真的下過禁令，這部分不假。但它遠不是「理性對抗迷信」那麼乾淨：伽利略一開始有教會撐腰，教宗烏爾班八世本來還是他的朋友。後來會鬧翻，一部分是因為他在《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》裡，把教宗的論點交給一個叫「Simplicio」的角色講（這名字取自古代一位亞里斯多德注釋家，卻被讀成「頭腦簡單」的雙關），教宗覺得自己被影射成傻瓜；再加上反宗教改革的政治氣氛、和他自己一路樹的敵。

更關鍵的是反過來的那一面：中世紀教會其實是當時科學最大的金主。歐洲最早那批大學，多半是從教會的座堂學校長出來的；教會為了推算復活節的日期，長期資助天文學。往後看也一樣：哥白尼本人是教會的座堂議員，遺傳學之父孟德爾是修士，提出大霹靂理論的勒梅特是神父。

而且這是科學史界的共識，不是誰個人在翻案。接替「衝突論」的新取向有個名字，叫「複雜論」（complexity thesis，經 John Hedley Brooke 1991 年的《Science and Religion》整理成經典）。它的意思是：科學跟信仰的關係從來不是一場戰爭，比較像一段時而緊張、時而互相餵養、糾纏了幾百年的關係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今天拿來談 AI 的那把「科學 vs 信仰」的尺，本身就是一個十九世紀的發明，而且是一個已經被專業史家退貨的發明。

你可能會想：可是大家不是都還這樣認定嗎？對，這正是重點。專業史學界一百年前就把這把尺退回去了，但它在流行文化裡卡住，沒跟著更新。我們順手拿「科學 vs 信仰」去量 AI 的時候，用的其實是一件連原廠都召回的過期商品。

那 1665 年的情況是什麼？皇家學會（Royal Society）於 1660 年在倫敦的 Gresham College 成立，1662 年取得查理二世的皇家特許狀。它的創辦人 Robert Boyle、Christopher Wren、John Wilkins 這些人，把研究自然明白地框定為「彰顯上帝的榮耀、造福人類」。

Boyle 在遺囑裡捐錢設立一系列講座，專門用來捍衛基督教。牛頓私底下寫了大量神學手稿，據某些估計，字數甚至超過一百萬，比他的物理著作還多。

對他們來說，翻開自然這本書，跟翻開聖經一樣，都是對上主的敬拜。研究自然不是信仰的對手，它曾經是信仰的一種形式。

1665 年，Oldenburg 發明的到底是什麼？

那麼，Oldenburg 到底做了什麼，值得我們隔三百多年再談一次？他做的事，用今天的話說，是發明了「投稿」。

有人把研究寄給他，他不會直接刊登，而是先送給學會裡懂這個題目的成員看過、評估過，再決定要不要登。這個動作，被廣泛視為現代科學期刊，以及同行評議（peer review）的雛形。

當然，這不是說 1665 年就有了完整制度化的同行評議。科學史家 Aileen Fyfe 的研究提到，1665 到 1965 年這三百年間，比較像是同行評議的「前史」（prehistory）。真正的制度化，其實晚得多：皇家學會 1752 年才成立論文委員會，1832 年才有正式的書面審稿報告，1896 年才加進分科的專門委員會。

1665 年的 Oldenburg，只是點燃了那個直覺。但那個直覺才是重點，它的意思是：你不能自己當自己的裁判。

皇家學會把這句話鑄成了格言，一句拉丁文：Nullius in verba。這句話出自古羅馬詩人賀拉斯，官方翻譯是「不輕信任何人的話」（take nobody’s word for it）。這是一種紀律：一個主張要能算數，得先通過作者以外的人檢查。連作者自己，都不能只靠自己的信心替它背書。

牛頓親身上過這堂課。1672 年，他把關於光與色的新理論投給《哲學會刊》。Robert Hooke 大約一週內就提出批評，還跟他爭優先權。年輕的牛頓氣壞了。

但那正是這套機制運作的方式：作者負責生成，別人負責評判。真理在兩者的張力中被拉扯出來，而不是靠作者一個人的自信就能成立。創作權和評判權，被有意識地分開。這是 1665 年真正重要的發明。

為什麼 AI 需要一個「評判者」？

回到 2026 年。看 AI 公司怎麼搭建它們的代理系統，會發現它們正在重新發明 Oldenburg。

Anthropic 在工程文件《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》裡，描述了一種叫 evaluator-optimizer 的工作流：一個模型負責生成，另一個模型負責評估與回饋，兩者形成迴圈。在多代理系統裡，它們還會配置專門的「驗證子代理」（verification subagents），任務就是檢查別的代理產出的東西對不對。

這就是把創作權和評判權分家。只是這一次，分家的兩邊都是機器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一個模型很難可靠地判斷自己輸出的品質。

這裡我要比那些興奮的說法更謹慎一點：這比較像一個方向性的觀察，還不是定律。在困難的推理和規劃任務上，尤其缺乏外部訊號的時候，模型的自我評估確實不太可靠；但在某些任務裡，自我一致性之類的方法仍然有用。

順帶一提，把「模型會像人一樣高估自己」這件事，也就是所謂達克效應，直接當成 AI 的通則，其實站不太住。有 2026 年的研究發現，Claude 相對於其他模型的共識，反而系統性地低估自己。人會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機器的毛病未必長得一樣。

撇開這些細節，那個核心直覺跟 1665 年一樣：你不能自己當自己唯一的裁判。三百六十一年後，人類把這句話從期刊的審稿制度，一路寫進了矽晶片裡的代理架構。這條線，從來沒有斷過。

這不是單純的工程設計問題。對教會來說，它真正碰到的是一個神學問題：當生成變得容易，判斷權該交給誰？

問「AI 會不會取代上帝」，其實問錯了問題

當工程師在機器裡重建這道分界的同時，台灣的教會也正從另一端碰撞同一場對話。只是很多時候，它可能問錯了方向。

打開這幾週的基督教媒體，你會看到這種標題：「神學 vs AI」「別讓 AI 取代上帝」「AI 會不會取代牧者」。這個框架本身，就是一個稻草人。

「AI 取代上帝」是個範疇錯誤。上帝不是一種功能，不是一個 AI 有機會頂替的職缺。把一個沒有人真的在造、也造不出來的威脅立起來，再把它打倒，是跟影子摔角。

撐起這個稻草人的，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：科技站一邊，信仰站另一邊，中間隔著一條你死我活的戰線。這副骨架，正是這篇文章一開頭拆掉的那個：十九世紀把科學和信仰擺成敵人的「衝突論」，換了一件 2026 年的教會袍子。

而二元對立留給人的選項很窄。把 AI 放在敵人的位置，就容易妖魔化它，彷彿它是來搶信徒的假神；把 AI 放在救星的位置，又容易照單全收，彷彿它能替人把福音傳完。兩種都把一個工具，看得比它該有的還大。

當然，認真的牧者和學者，講的遠比這些標題細緻。清大的王道維主張教會要及早介入、把 AI 當工具，甚至從「盼望神學」提出教會該把它用在「共善」上，提升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品質；蒲正寧長老更進一步，說教會可以自己訓練專屬模型，把聖經註釋、講章、神學教材餵進去，守住信仰講述的準確；張俊明牧師則提醒，別讓會友只依賴 AI 給的屬靈資源、不再投入真實群體，掏空了教會的凝聚力。

但再往下看一層，我仍覺得其中有一個共同底色：防守。無論是及早介入、自建模型，還是守護群體，骨子裡都把 AI 當成一個外來的、逼近中的對手，而教會的任務是接招。這仍然是二元對立，只是把音量調小了。

1665 年那批人不是這樣看自然的。他們不覺得自己在跟自然打仗；研究自然本身，就是敬拜。沒有戰線，就沒有招要接。

有兩種聲音走出了這個框。一種說：AI 不會取代牧者，真正在變的是信仰的順序。這等於承認「取代」問錯了問題。當一個人習慣先問 AI、再問上帝與弟兄姊妹，危險不在 AI 有多強，在人不知不覺把自己交了出去。

另一種聲音不糾纏「AI 是不是威脅」，回頭問：人到底憑什麼有價值？華福有篇文章從 imago dei，也就是「上帝的形象」切入：人的價值不建立在能力上，而建立在「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的」這件事上。這一刀正好切在 AI 進逼得最猛的地方。如果價值等於能力，能力被追上的那天，人就貶值了；imago dei 把價值的地基整個換掉，放到能力搆不著的地方。AI 再強，也動不了那個地基。

這兩種聲音都回到了那個更古老的問題：那個不能交出去的核心是什麼，判斷權該留在哪。所以我把這些聲音放在一起，聽到的不是恐慌，也不是「科技來了，信仰要完了」，是三百多年前那個直覺，在教會裡重新發聲。

不憑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憑機器之言

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。我有神學訓練背景，同時也是每天重度使用 AI 的創業者。我的日常工作流，本身就是一套「生成與評判分家」的系統，也包括我正在寫的這一篇。我從來不讓同一個 AI 既生成，又評判它自己的東西。我會讓不同角色互相審查、彼此挑錯，最後再由我拍板。

我在準備這篇文章時，才知道，我每天在做的，其實就是把 Oldenburg 那句拉丁文用在 AI Agent 上：不憑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憑任何一個模型之言，也包括不憑我自己之言。這也是我在「文明與人性」這個主題底下，反覆繞回來的一條線。

這讓我對教會那場爭論，有一個也許不太一樣的讀法。回到開頭那個問題：要不要讓 AI 幫忙寫講章？順著這條線，答案就不是簡單的 yes 或 no。你大可以讓 AI 生成草稿，幫你查經文、擬結構。不能交出去的是判斷：這篇講章忠不忠於你認識的真理、服不服事眼前這群人。那個判斷得留在牧者、群體、和聖經的交融對話裡，不能外包給模型。

講章不是一篇內容產品而已，它也是群體判斷自身處境的方式。這就是為什麼，問題不只在「誰來寫」，更在「誰來承擔這個敘事」。照韓炳哲在《敘事的危機》裡的意思來看，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沒有故事，而是故事太多，真正能安頓人的敘事太少。

故事可以吸引注意力，敘事卻要承擔生命。講章可以讓 AI 協助整理、潤飾，生成初稿；但信仰不能外包，見證不能代寫，牧者也不能把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掙扎交給機器。AI 可以幫你把話說得更清楚，卻不能替你相信。它可以生成內容，卻不能替一個群體生成共同的記憶、痛苦、盼望與承擔。

資訊社會裡，一切都變成片段：消息、數據、貼文、心得、限動、短影音。資訊很快，敘事很慢。資訊追求即時，敘事需要沉澱。資訊回答「發生了什麼」，敘事回答「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」。韓炳哲認為，當世界被資訊流切碎，人就很難再活在一個有前後、有傳承、有共同記憶的時間裡。而講道，正是把破碎的資訊和上帝的道，重新收攏成一個穩定的敘事共同體。

我在〈宗教改革的現實脈絡〉裡寫過，1517 年路德的成功，離不開印刷術。印刷術當年也嚇壞了教會，因為它打破了教廷對知識複製的壟斷。五百年後，我們會說那是一次解放。

同樣的結構正在重演。對信仰傳遞來說，AI 很可能扮演這一代印刷術的角色。它一定會改變傳遞的方式。問題從來不在於擋不擋得住，而是要問：那個不能被交出去的核心是什麼？

1665 年那批人示範過一種態度。面對一個強大的新工具，他們沒有把它妖魔化，也沒有急著盲目擁抱。他們做的是：先把它放進一個「不憑任何人之言」的檢查機制裡，再決定信任它多少。

他們對自然這麼做。我們今天，也可以對 AI 這麼做。把判斷權交給一個超越個人自信的檢查機制，這件事一點都不減損信仰。它本身，就深深內建在皇家學會創辦人的信仰裡。他們研究自然，是因為他們相信有一位設計者。他們不憑己言，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是那位設計者。

我在〈道成肉身之必要性〉裡談過，AI 的核心缺陷是存有論層次的：它沒有身體，沒有脆弱，不會死。也許正因如此，人在這場對話裡真正該守住的，從來不是「我比機器聰明」這種遲早會被追上的東西。該守住的是另一樣：「我知道自己需要被檢查」這種謙卑、這種肉身知覺。這是機器可以模仿、卻無法真正擁有的姿態。我們與 AI 最大的差異，也許不在聰明，而在脆弱、慈悲，以及在故事中追尋真理的能力。

三百六十一年後的同一個問題

Oldenburg 那本 1665 年自費印出的小冊子，和皇家學會那句「不憑任何人之言」，到今天還在問我們同一題。只是這一次，被送去檢查的，多了一個新成員：AI。而要不要把最後的判斷權交出去、又要交給誰，站在這個位置上的，還是我們自己。

皇家學會沒有替我們答完這一題。他們只留下那句拉丁文，和一個到今天都還沒過期的直覺：不憑任何人之言，包括不憑自己。所以最後留下來的，不是「教會要不要使用 AI」這種技術選擇，而是教會還記不記得自己相信什麼。

我們仍能相信有更超越的存在。面對日月星辰與浩瀚宇宙，我們仍能承認人是渺小的受造，信仰仍能給我們指引。前提是，我們的神學也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：相信聖靈，相信聖而公之教會，相信聖徒相通，相信罪得赦免，相信永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