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記得大學的時候，有一次跟同學聊天，聊到一個共同認識的朋友沒考上研究所。一個同學很自然地說：「他就是不夠努力啊。」

那句話在當時聽起來完全合理。因為我們自己考上了，所以我們覺得：我們之所以考上，是因為夠努力。他沒考上，就是因為不夠努力。多清楚的因果關係。

二十年後，我知道那句話有多傲慢。

不是因為那個朋友後來過得很好——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後來怎樣了。而是因為我終於意識到：我之所以能考上，除了努力之外，還有一百個我當時看不到的因素。我出生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、我從小有書可以讀、我的身體健康沒有被任何疾病中斷過學業、我的經濟狀況允許我全職準備考試而不用打工。

這些都不是我「掙來」的。它們是運氣。

贏家的幻覺

桑德爾在《成功的反思》裡把這個現象叫做「贏家的幻覺」。

功績主義的敘事是這樣的：社會是公平的，機會是開放的。只要你夠聰明、夠努力，就能成功。所以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，是因為他們值得。失敗的人之所以失敗，是因為他們不夠好。

這個敘事有兩個致命的問題。

第一，它嚴重低估了運氣和結構的作用。你出生在哪個國家、哪個家庭，你是否有機會受到好的教育，你的性別、種族、健康狀況——這些因素對你人生走向的影響，遠大於你個人的「努力」。但功績主義鼓勵你忽略這些因素，相信一切都是自己掙的。

第二，也是更毒的地方：它讓贏家產生傲慢，讓輸家產生自責。

贏家覺得：「我的成功是我應得的。」所以他們對輸家缺乏同理心——你失敗了？那是你的問題，不是我的責任。輸家覺得：「我的失敗是我活該的。」所以他們不會去質疑制度，只會質疑自己——是我不夠好、不夠努力、不夠聰明。

這種雙重效應，是社會撕裂的根源。

台灣版的功績主義

台灣是功績主義的重度信仰地區。

我們有一整套圍繞「升學」建構的社會階梯：國小拚國中、國中拚高中、高中拚大學、大學拚研究所。每一關都有一個考試，考試成績決定你進什麼學校，學校的名聲決定你能找到什麼工作，工作的薪水決定你在社會上的位置。

這條路看起來很公平——大家都考一樣的題目，分數高的就上。但「一樣的題目」掩蓋了一個事實：坐在考場裡的人，帶著完全不同的起跑線進來。

台北市的孩子可以上補習班、請家教、買參考書。偏鄉的孩子回家可能要幫忙農務。經濟優渥的家庭可以讓孩子只管讀書，經濟困難的家庭的孩子可能高中就開始打工。

然後我們看著考試結果說：「看，公平競爭，最厲害的人出線了。」

這不是公平。這是用公平的外衣包裝不平等。

創業圈的功績迷思

我在創業圈裡看到同樣的邏輯，只是換了一個包裝。

「努力就會成功」變成了「只要你夠有執行力、夠有願景、夠願意犧牲，你就能把公司做起來。」

我自己也曾經信這一套。創業初期，我確實非常努力——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、週末也在想公司的事、健康和家庭都排在後面。公司活下來了，我就覺得：是我的努力讓它活下來的。

但誠實地說，公司活下來的原因裡面，「時機對了」和「運氣好」佔的比例，可能比我願意承認的還大。我在對的時間點進入了一個正在成長的市場，我碰到了幾個願意給機會的客戶，我的團隊裡有幾個比我強很多的人撐住了關鍵時刻。

把這些歸功於「我的努力」，就像站在浪頭上說「是我讓海水升高的」。

而那些失敗的創業者呢？他們可能跟我一樣努力，甚至更努力。但他們的時機差了一點、運氣差了一點、或者在某個關鍵時刻少了一個貴人。功績主義的敘事會說：「他們失敗了，一定是哪裡不夠好。」但事實可能只是：骰子沒有落在對的那一面。

年輕世代的不公平壓力

讓我把焦點放到年輕世代。

在台灣，年輕人承受的壓力是結構性的，不是個人性的。

房價已經漲到靠薪水追不上的程度。好的工作機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領域和少數人手裡。學歷的投資報酬率在下降——你花了四年甚至六年取得學位，出來的薪水可能跟父母那一代不讀大學的起薪差不多。

但功績主義的敘事告訴他們：「只要夠努力，就能成功。」所以當他們在這個結構裡掙扎的時候，他們不會去質疑結構——他們質疑自己。

「是我不夠努力。」「是我選錯了科系。」「是我能力不夠。」

這是功績主義最殘忍的地方。它把結構的問題變成了個人的罪。我在〈不道德的社會，道德的個人〉裡談過尼布爾的觀點：個人可以是道德的，但社會結構可以是不道德的。把不道德的結構產生的後果歸咎給個人，是一種系統性的不公義。

信仰的視角：恩典 vs. 功績

作為一個有神學訓練背景的人，我在桑德爾的論述裡看到了一個非常熟悉的主題。

基督教神學裡有一個核心概念叫「恩典」——你的存在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機會，不是你「賺來」的，而是被「給予」的。你是一個領受者，不是一個自我成就者。

這個概念跟功績主義直接衝突。功績主義說：你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。恩典說：你站的地基不是你造的。

我不是說每個人都要信基督教才能理解這一點。但我覺得「恩典」的概念——承認我們生命中有很多東西不是自己掙來的——是對抗菁英傲慢的重要解藥。

當你承認你的成功裡有很大成分是運氣和被給予的機會，你就很難對失敗者說「是你自己的問題」。你會開始覺得：我既然領受了這麼多，我對這個社會有什麼責任？

重新定義貢獻

桑德爾的解方不是推翻功績主義，而是重新定義「貢獻」。

一個照顧老人的護理師，一個維修道路的工人，一個在便利商店夜班的店員，一個種田的農夫——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不比華爾街分析師少。但功績主義的薪資結構告訴你：分析師年薪千萬，護理師月薪四萬。這個價差暗示了一個訊息：你的工作不夠重要。

真正的出路不是讓每個人都去拚台大、都去創業、都去追求那個金字塔頂端的位置。而是建立一個讓每份工作都受到尊重的社會——不只是口頭上的尊重，是薪資上、制度上、文化上的真實尊重。

這個目標聽起來很遠。但它的起點很近：每一個意識到自己的成功不全是自己掙的人，都是改變的開始。

菁英的傲慢不是個人問題，是制度問題。但制度的改變，需要個人先放下傲慢。從承認運氣的角色開始。從尊重不同形式的貢獻開始。從停止對年輕人說「你只是不夠努力」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