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;DR — 2026 年 5 月,教宗良十四世的第一部通諭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(拉丁文,可譯作《偉大的人類》)整部談 AI。它不去爭辯 AI 是不是惡,重心是第 9 段那句話:科技從來不是中性的。工具會沾上造它、養它、管它、用它那些人的指紋。我寫了三篇文章,才慢慢摸到這個問題;教會最高的訓導,則從《新事》135 年的傳統,走到了同一個地方。
2026 年 5 月 15 日,教宗良十四世在他任內第一部通諭上簽名。他挑了這一天,不是巧合。
通諭是教宗用來回應重大時代問題的正式訓導文件,不是一般演講,也不是一則即時評論。換句話說,它把 AI 放進社會訓導傳統裡重新定位,而不只是留下一則評論。
135 年前的同一天,另一位良教宗,良十三世,簽下了《新事》通諭(Rerum Novarum),回應工業革命對工人的碾壓。那部通諭開啟了整個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傳統。良十四世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就說過,他要面對的是另一場工業革命,是 AI。
一位教宗任內第一部通諭,通常會透露他怎麼理解這個時代。良十四世把第一部通諭放在 AI 上。這件事本身,就已經是一個訊號:AI 不再只是工程師、企業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題目,它已經變成一個關於人的題目。
它的副標是:在人工智慧時代守護人。所以讀起來不像一篇技術倫理評論,更像是把 AI 接回教會的傳統。整篇分五章,從社會訓導的基礎與原則,一路談到科技與支配、真理與工作與自由,最後落在權力的文化與愛的文明。人的尊嚴、勞動、資料、權力,都在裡面。
就算你不是天主教徒,這份文件也值得讀。因為它談的不是教會要不要接受 AI,而是當 AI 開始重寫工作、知識、權力與人際關係時,我們還要怎麼理解「人」。
它不是在罵 AI
翻開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之前,我原本以為會讀到一份典型的教會科技文件:謹慎、語重心長,站在門外提醒世人不要跑太快。但它不是,它真正談的,是第 9 段那句話:
科技從來不是中性的,因為它會沾上那些設計、金援、規範、使用它的人的特徵。
一個外送平台看起來只是媒合工具,但它怎麼計算時間、怎麼懲罰遲到、怎麼分配訂單,就會改變騎手的身體節奏。一個搜尋引擎看起來只是幫你找資料,但它把什麼排在第一頁,也會改變人相信什麼。AI 也是如此,模型不是空白的鏡子,它有被訓練出來的方向。
工具不是一根空白的管道。它帶著造它的人、投資它的人、規範它的人、使用它的人的指紋。所以問題不只是「AI 好不好」,而是:誰把自己的價值觀寫進了系統?誰的聲音被放大?誰的經驗被靜音?最後,又是誰承擔後果?麥克魯漢(Marshall McLuhan)有一句話:「媒介即訊息」(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)。意思是:改變社會的,不只是媒介傳遞了什麼內容,而是媒介本身的形式、速度、尺度與感官結構,已經在改變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。科技是現在最重要的媒體,科技本身正在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。
我在〈AI 時代真正的危機,是棄守了慢〉裡引過一個研究:多數人期望 AI 回答倫理問題時帶進宗教觀點,但幾乎所有模型的預設裡,宗教是缺席的。那時我的說法是「預設值不中立,信仰被靜音」。教宗這句,是同一件事的普遍版:沒有哪個預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,每個預設都是某些人的選擇。
我讀到的五個重點
篇幅不少,我讀下來,有五個重點想跟朋友分享。
一、科技非中性。 就是上面那句。它是整部通諭的地基,不只是一句漂亮話。因為科技帶著人的指紋,所以談 AI 不能只談演算法,也要談背後那些設計、資金來源、規範它的人和權力結構。
二、人的價值,不靠效率證明。 這是通諭裡談人的尊嚴時,我最有感的一段。教宗反對一種意識形態:暗示每個人都得去賺取、證明自己的價值。賺到最後,效率高、產出多的人,就好像比較有價值。在一個什麼都被拿去和 AI 比生產力的時代,最危險的地方在這裡:如果人的價值等於效率,那麼被機器追上的人,好像也就跟著貶值了。通諭做的事,是把人的價值放回效率搆不到的地方。這跟我先前引華福那篇談 imago dei(上帝的形象)的文章,說的是同一件事。
黃仁勳有一句話流傳很廣(2025 年 Milken 全球大會):AI 不會取代人,但用 AI 的人會取代不用 AI 的人。當職涯建議,這句話沒有錯,不學著用工具,確實容易在勞動市場被邊緣化。但它裡面藏著一個沒有明說的推論:被取代,等於價值降低。這正是通諭要拆穿的偷渡:一個人的價值,不該跟他在勞動市場上能不能被 AI 使用者比下去綁在一起。你可以同意「該學會用 AI」,同時拒絕「不用的人就比較沒有價值」這個推論,這兩件事並不矛盾。前者是關於怎麼在市場裡活下來,後者是關於一個人到底值多少;通諭要說明的,正是這兩層差異。
通諭把這個批評往前推了一步,指向超人類主義和後人類主義。它真正擔心的,是一種看人的眼光:把人當成一件「有待升級的缺陷品」。一旦這樣看,跑得慢的、生病的、年老的、效率低的,就很容易被歸到「可以被犧牲」那一類。通諭要守的剛好相反:人不完美,也仍然完整;限制和軟弱,不是需要被修掉的錯誤。
三、AI 怎麼改變工作。 通諭沒有把 AI 對勞動的衝擊當成枝節,它用一整章在談。它承認 AI 能提高生產力,把重複又危險的工作接手過去;但它也提醒,一旦系統的設計邏輯只服務績效和利潤,結果會反過來:工作者被迫去追機器的速度,慢慢被去技能化、被自動監控,最後變成流程裡的一個零件。通諭指出,這樣的「新工作方式」未必更好,因為它會一點一點磨掉工作者的能動性。它想要的,是把系統設計成以人為中心,讓工具來配合人,不是讓人去配合工具。
四、資料殖民是新的殖民。 這一段,通諭把 AI 接到一個很老的字上:殖民。它說,今天的殖民換了形式,不再只支配身體,也開始佔有資料,把一個人的生活變成可以被利用的資訊。健康資料、疾病輪廓、基因圖譜、人口資訊,被通諭稱為權力的新「稀土」。誰掌握了這些資料,誰就能訓練預測模型、引導投資、預判危機,甚至決定誰、什麼,算數。通諭因此說:如果不把資料的決定權還給人,數位時代就不會是後殖民,而是換一種形式的殖民。
五、倫理不能只停在口號。 通諭沒有停在「大家要有倫理」這種安全句。它要的是法律框架、獨立監督、知情使用者,以及不能把責任推給系統的政治。這一點很像《新事》當年的動作:1891 年教會沒有去反對機器,它要求的是公義的勞動條件、工人組織的權利。2026 年是同一個動作,對象從蒸汽機換成了大型模型。
教宗提醒了,不代表我們能太樂觀以對。Brookings 一場專家座談從政策圈角度看這一點,提醒得很實際:通諭把問題講清楚了,但講清楚不等於會落地。Nicol Turner Lee 引用民權運動領袖 John Lewis 的話,談 AI 的榨取性質:「你不在廚房裡,就可能變成菜單上的一道菜」;Elham Tabassi 認為通諭的貢獻,是把 AI 重新框成治理問題,而不只是技術問題。但兩人都提醒:這些主張目前停在倡議層次,離立法還有距離。要真的落地,需要政治意志、願意坐上談判桌的各方、以及可執行的標準,這些通諭本身給不了。
它也不是答案的全部。通諭的作用,不是直接解決平台壟斷、資料剝削、算力集中或軍事 AI。它更像是一個提醒:不要把人的責任交給系統。它最重要的功能,是幫我們重新命名問題:AI 的核心,不只是技術,而是人、權力與責任。
工具一直換,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很古老
過去幾週,我寫了三篇談信仰與 AI 的文章。第一篇從 1665 年的皇家學會談起,繞到「AI 時代,判斷權該留在哪」。第二篇談教會的節奏,落在「預設值不中立」和「節奏主權」。它們走的是世俗分析加第一人稱的路,我從信仰者、每天高強度使用 AI 的經驗,也很想在自己身上把這條線探索出來。
然後我讀到這部通諭,發現教會最高的訓導,從一條不同的路,走到了同一個地方:科技非中性、價值不靠效率、判斷不能整個外包,這些觀點通諭都照顧到了。
一開始我以為這只是巧合,後來想想,其實不是。這些直覺很老。1662 年皇家學會把「不憑任何人之言」鑄成格言,1891 年《新事》回應工業革命,2026 年這部通諭回應 AI,都是同一個時刻的重演:一個強大的新工具出現,逼著人重新回答那個最舊的問題,人要把判斷權、把價值的定義,交到誰手上。工具會一直換,問題卻很老。
我是在每天使用 AI、也帶著信仰提問的過程裡,慢慢摸到這條線。教宗是從教會兩千年的傳統裡,看見同一條線。我們站的位置不同,但看見的是同一個問題:當工具越來越強,人還要不要保留判斷?人的價值,到底能不能交給效率來定價?
它把 AI 拉回「人」的問題
所以這部通諭的價值,不是它「反 AI」。它明說了科技不是惡、也不是敵人。
它的價值,在於它把 AI 從一個技術政策問題,抬成一個人類學問題。矽谷問的是「這個模型能做什麼、多快、多便宜」。通諭問的是另一組問題:人是什麼,人的價值在哪,誰有資格定義它。當一個工具強到開始逼問這些,它就不再只是工具了,它變成一面照人的鏡子。
《紐約時報》記者 David Streitfeld 在通諭發布當天用另一個角度讀它:這幾年矽谷談 AI,語言越來越像神學,救贖、超越、造物這些詞到處都是;他把這部通諭讀成一記反駁,衝著矽谷「自己不受公眾挑戰」的那種姿態而來。這個角度我同意一半。矽谷會借神學的詞講自己的產品,剛好證明 AI 從來不是純技術問題。通諭問的是「誰有資格定義人」;而矽谷其實早就用自己的語言,回答過一次。
但只停在「舊宗教對新宗教」,用二元對立看世界,問題會被讀小。這場敘事戰誰贏不是重點,不管教會還是矽谷,都不該有誰能獨自拍板人的價值怎麼算。
教會不一定答得比矽谷好。但它至少清楚知道,被問的是這一題。它用兩千年的傳統在試著解答這一題。
這一次,教會並沒落後
良十三世那部《新事》,135 年後還有人讀,還在被引用。良十四世這部要多久才知道分量,我們拭目以待。
這一次,教會沒等到技術造成全面傷害後才來補上道德評論。它在全球對 AI 的使用規範還沒有定型前,就把人的尊嚴、判斷權與制度責任先放到桌上。
科技從來不是中性的。所以真正要問的,不只是 AI 會變多強,是每一次我們使用它、採購它、部署它、相信它的時候,把哪一種價值觀與信仰一起帶了進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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